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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一个青年作者的炼成 | 薛海翔

2019-07-09 00:25 收获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作家协会华语文学网和复旦大学华人文化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共组织九组作家与评论家对话。

下面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薛海翔在会上作的创作谈发言,一篇是对接的评论家吴敏教授的评论。

1979,一个青年作者的炼成

文 | 薛海翔

1975年3月,零下20度的严寒笼罩着黑龙江大地,空气冻得发脆。我抱着56式冲锋枪,蹚着没膝的积雪,走进营房后的桦树林,五年后我在中篇小说《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中,是这样描写这片树林的:

“纤细、挺拔、笔直的桦树,像一根根银白色的支柱,高高地指向冬日特有的明丽的晴空,我仿佛走进了一座奇伟的宫殿。玉柱蓝穹,洁净的白雪是它华贵的白色地板。这是个上下晶莹里外澄澈的圣殿,任何人从中穿行都不能不受到洗礼。当我穿出白色的桦树林,登上积雪的山顶时,心情竟豁然开朗了。目力所及,起伏的雪原,像豪迈的涌浪,以一种壮阔的旋律,朝辽远的天际奔去……”

事实上,那一天,这片桦树林光线昏暗,积雪灰黑,天空阴沉,视野模糊,这是我23年多生命中最无望的一天,我走进桦树林深处,失声痛哭。我无法挣脱这个残酷的结局:幻想彻底破碎,余生只剩一片灰烬……

9年前,我是上海松江二中的初二学生,1966年上半年,上海团市委的机关报《青年报》来学校组稿,批判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因为四百年前海瑞在松江当过知府。我和一个同学合写了《不许吴晗污蔑我们贫下中农》的文章,批判吴晗把贫下中农丑化成在地主欺压下只会哭泣毫不反抗的窝囊废。文章登出来后,收到5块钱稿费,在老师的提议下,我们捐出稿费,买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送给全班同学。我没想到,日后几十年付印的几百万铅字作品,是从这块豆腐干大的文章开始的;更没想到,几十天后“文革”爆发,我的中学教育永远结束了。

一个15岁孩子,正值青春反叛期的少年,瞬间停课,再无管束,获得了无边的行动自由。红旗漫天,传单飞扬,集会上的慷慨演说,游行时的震天口号,传说中的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一夜之间降临身边。1966年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挥臂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挤出广场后,我在长安街电报大楼给上海家人发电报: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一个月后,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再去北京:我们14个同学,最小的14岁,仿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上海出发,徒步三千里,走到北京。进入山东境内时,见到一张上海造反派发出的通缉令,被通缉者此刻就在我们这支“长征队”中;拿着从墙上揭下的通缉令,仿佛穿行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也认为自己如同父辈在创造新的历史。

很快就变得面目狰狞了: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我在清华大学看到挂着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被批斗的王光美,我妹妹在团中央看到胡耀邦被造反的学生勒令从窗户里爬着出来示众。

回到上海,天地已然变色。少年眼中,整个世界剧烈摇晃,分崩成如真似幻光怪陆离的碎片。昨天还是令人尊敬的革命长辈,今天已是死有余辜的罪人,我们这群人也从革命后代,一夜变成令人侧目的黑帮子弟。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天崩地裂的转变,却不曾怀疑这场运动的正义性和真理性。我们只是被弄错了的一群,我们对国家的忠诚不被理解,才遭此祸患。我们相信,一旦国家真正有难,我们的忠诚就有机会显露无遗。一首描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长诗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摘下发白的军帽,献上素洁的花圈,轻轻地来到你的墓前,北美的百合花盛开了又凋谢,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明天朝霞升起的时候,我们将返回久别的祖国,而你却长眠在异国的陵园……”长诗幻想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全人类,“世界一片红啊,只剩下白宫一点”,在攻占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最后战斗中,身边的战友牺牲了。